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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的藏传佛教与蒙古族人口
刘军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在蒙古社会政治上出现了僧侣特权阶层，部分地区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经济上由于大批男子削发为僧，脱离生产劳动，加重了社会负担，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思想意识上沉溺于虚幻的宗教世界，思想空虚、精神萎靡，勤劳顽强、勇敢进取的精神受到挫伤。特别是总人口的30%以上的人充当喇嘛，独身不娶，不仅造成人口增长率的减少，同时导致了总人口数量的下降。
[关键词]喇嘛；寺庙；人口
[中图分类号]B94;C92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1)02—0091—05
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命其统颁天下释教事务。1264年，又带头接受了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吉祥喜金刚灌顶，正式皈依了藏传佛教。这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此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均效法忽必烈受戒皈依，使藏传佛教入“诸宗王营帐”，“取萨教而代之”，成为凌驾于萨满教之上的“国教”。但有元一代，藏传佛教的影响实际上主要限于宫廷与贵族社会之中。直到16世纪末俺答汗迎佛而归，藏传佛教才真正开始在蒙古草原传播。
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保证北部边境的安宁，明清政府对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均采取保护、支持和奖励政策。清政府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特别是清乾隆以后，支持褒奖有加，使之在蒙古地区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到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深入到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蒙古人已完全沉湎于佛的世界，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都用于佛事，把自己的命运及解脱苦难的希望，都寄托于佛祖，寄托于来世。“蒙古人全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其信仰已超过火热，达到了狂热的程度”[1]“具有支配地位的藏传佛教，在蒙古人一般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最为显著的是成为毒害他们的‘鸦片’”[2]。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普及及全民化，可以说使古老的蒙古民族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洗礼。其影响是非常广泛、深刻而长久的。从政治上看，它使蒙古社会逐渐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僧侣特权阶层，大大改变了蒙古社会的政治结构，部分地区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从经济上看，寺庙的大批兴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经济的衰退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同时大批男子削发为僧，脱离生产劳动，靠俗民供养，不仅加重了社会负担，也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从思想意识和民族精神方面来看，它使蒙古人终日沉溺于虚幻的宗教世界，思想空虚，精神萎靡，勤劳、智慧、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受到挫伤。就是从蒙古民族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即人口的正常生存与繁衍方面来看，其影响也是巨大的。本文拟就此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使大批蒙古族育龄男子出家为僧，放弃婚育，造成了育龄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导致了人口的减少
清朝入关以前，藏传佛教已由蒙古传入满洲。当时努尔哈赤就已经意识到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诸部的重要性，曾命令对前来传教的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本来对藏传佛教没有多少好感的皇太极即位后，也很快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了藏传佛教的利用价值。于是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于1638年在盛京建立实胜寺，收聚喇嘛，供奉金佛。此后的200多年时间里，清朝历代政府对蒙古的宗教政策虽不尽相同，但保护和支持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总的来看，其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鼓励、资助各盟旗大力兴修寺庙，皇帝还亲自敕建了很多庙宇。康熙就极力提倡建寺供佛。他曾宣称：蒙古地方“建一庙，胜养十万兵”。他在位期间，就先后修建了著名的“汇宗寺”、“溥仁寺”、“溥善寺”等。乾隆时期，以库伦、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北京、承德、五台山等地为中心，更掀起了兴建寺庙的热潮。到18世纪中叶以后，内蒙古地区盟有盟庙，旗有旗庙，苏木有苏木庙，王公贵族有家庙。到了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已达1600座以上，平均每旗三四十座[3]。其次是采取一系列优待和鼓励政策，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喇嘛。对上层喇嘛，和世俗封建领主一样，给予各种优待，授予国师、禅师、呼图克图等尊贵名号、职衔。规定其在寺院和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权力，甚至许可他们参与上至清廷，下至扎萨克的政治事务。对于普通喇嘛，也予以免除兵役、赋税和劳役等优待。由于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利益的诱惑，加之藏传佛教本身轮回转生、来世解脱等说教的引诱，使蒙古封建统治阶级、贵族争先恐后皈依藏传佛教，或让子孙出家当喇嘛。贫穷的农牧民由于羡慕喇嘛优越的生活条件，或为逃避日益沉重的赋税劳役，维持基本生活，也纷纷投奔寺庙，出家为僧。“民间家长，有数子者，若财产较多，能分析而居，则增加户数。否则只留长男，余悉得出家为喇嘛。约七岁至十二三岁，即去发入教。每户必有一人或数人。即王公子弟莫不然也。”[4]这种情况直到民国时期仍在延续。在阿拉善旗“支配全旗蒙民思想者厥为喇嘛教。在阿旗上自王爷，下至庶民，均奉此教极盛，其俗凡一家男子三个者必有一二人即当喇嘛，在北部一带虽家有一子者，亦必送作喇嘛。因阿旗定远营喇嘛不应差，不纳税居超然地位，故一般蒙人趋之若鹜，笃信佛教，深入骨髓，扎萨克及台吉等所居附近，必立有大庙。”[5]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寺庙数、喇嘛人数及蒙古族人口的情况，中外学者都有过一些调查与研究。
20世纪前半期，出于各种目的，许多日本人频繁出入内蒙古，对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记述。《动く蒙古》载：“内蒙古喇嘛庙的数量据说每旗20左右，总数一千以上。大的寺庙一千余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其实际总数虽然不明，但大体来说有10万人左右，即人口的一至三成左右。无论如何，数量非常之多这是事实。”[6]《蒙古の旅》载：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他们认为自己的家里能产生出喇嘛，这是无上光荣之事，并相信这能给全家带来幸福，甚至进入极乐世界。因此，从孩子六七岁的童年时代开始便将其送入寺庙”[7]。关于喇嘛的人数，该书作者认为“蒙古人的四分之一为喇嘛”，根据是他对当时大巴林旗进行了统计，寺庙共13个，喇嘛4360人。人口虽没有详细准确的统计，但根据佐领制推算，应在18900人左右，“也就是说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男女人数相同的话，男子的一半应该是喇嘛，这个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结论在后来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无论哪个旗，情况大体相同”[8]。而根据昭和18年(1943)版的《蒙古年鉴》和加竹城、林田薰的《蒙疆の资源と经济》一书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察哈尔、巴彦塔拉、乌兰察布、伊克昭和锡林郭勒五盟就有寺庙五六百座，喇嘛三到四万人左右，几乎占到了人口总数的1/3到1/4。
从国内的调查与研究来看，根据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记载，清末民初“内蒙古的喇嘛官和喇嘛共有十二万八千余人，加上不食国家俸禄者，共十五万之众”[9]。根据1936年6月伪满洲国蒙政部的调查，当时伪满洲国境内，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共有寺庙662座，喇嘛28985人。关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寺庙和喇嘛人数，根据《蒙藏新志》1936年的统计，仅察哈尔、伊克昭、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四盟，就有寺庙589座，喇嘛47547人[10]。根据《阵中日报》1945年的报道，当时阿拉善旗大的寺庙即达23座，各寺庙喇嘛有终身住庙者，有半住家半住庙者，共约万余人，仅常住庙者即达4300余人。[11]关于喇嘛人数与总人口或男子人口数的比例，新巴尔虎右旗“喇嘛庙很多，根据1935年的调查，旗内有喇嘛寺庙20余座，僧人1266人，占全旗男性蒙古族人口的48％”[12]根据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调查，乌兰察布盟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西公、中公、东公等6个旗的人口总数为22328人，其中喇嘛9614人，喇嘛占人口总数的43.1％。[13]根据《内蒙古喇嘛教发展概况》的记述，1942年，锡林郭勒盟东、西苏尼特，东、西阿巴嘎，东、西阿巴哈那尔，东、西浩齐特，东、西乌珠穆沁10旗的喇嘛人数为11000余人，占男子人口的42％左右。[14]关于男子人数、喇嘛人数及女子人数的对比情况，根据张植华先生的研究，1947年，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的情况如下：
年龄组别 男子人数 喇嘛人数 女子人数
16—20岁 98 93 164
21—25岁 98 68 202
26—30岁 130 67 162
31—35岁 117 62 239
36—40岁 106 95 213
41—45岁 102 135 228
46—50岁 96 147 207[15]
上述的调查与研究，由于时间、范围、方法等方面的差别，数字并不一致，更不一定准确。但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清末民国时间内蒙古地区的寺庙数、喇嘛人数确实是非常庞大和惊人的。男子人口近半数左右的育龄男子出家为僧，脱离娶妻生子的婚姻生活，使育龄两性人口数量相差悬殊，比例严重失调。这必然直接导致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抑制人口的正常增长，造成人口总体数量的下降。同时，众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劳动，靠俗民供养，也更加重了妇女们的生活负担。超负荷的劳动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大大降低了她们的生育能力和婴幼儿的成活率。也成为蒙古族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
藏传佛教对蒙古人口的发展的影响，是中外学者的共识。“成吉思汗崛起的全盛时代，蒙古拥有几百万人口。可是此后便走上了衰退和人口减少的道路。如今，满洲蒙古人约有百万、外蒙古约有七八十万、内蒙古四十万，与过去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这虽然有各种原因，但作为清朝的对蒙古政策(使蒙古民族势力衰弱的目的)，向蒙古社会移植的这个邪教喇嘛教，给蒙古社会造成的灾难是不能忘记的。”[16]“蒙古人中相当多的男子成为喇嘛，因为他们独身不娶，仅这一原因就带来了人口减少的结果。正像我们所见到的内蒙古的情况，占人口总数一至三成的喇嘛的存在，不仅造成了人口增加率的减少，而且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减少”[17]。“为使人口得到增加，对喇嘛进行清理已成为当务之急。让他们娶妻生子也是方法之一。”[18]关于蒙古族人口减少的情况，1936年出版的《蒙疆の自然と文化——京城帝国大学蒙疆学术探险队报告书》中记述如下：
地 区 清初人口 现在人口 减少数目
察哈尔盟八旗 46500 23346 13154
锡林郭勒盟 86250 36800 49450
察哈尔省计 132750 60146 62604
乌兰察布盟 39000 43750 增 4750
伊克昭盟 206500 93133 113367
土默特旗 45000 60436 增 15436
绥远省计 290500 197319 93181
总 计 423250 257465 155785[19]
当然，蒙古族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藏传佛教。各种疾病、灾害、民族同化、行政区划的变更及大量蒙古士兵屡次被清政府征调参加战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在所有的因素中，宗教的因素是十分显著的。从中国甚至全世界各民族历史、各种宗教历史来看，像藏传佛教这样对蒙古族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
二、喇嘛非婚性生活的存在，使他们成为性病传播的媒介，加剧了性病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危害了蒙古人的身体健康，成为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传播于蒙古地区的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根据其宗教戒律，喇嘛是不能娶妻结婚的。但清末民国时期，喇嘛与一般旗民妇女间的非婚性生活却较为普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喇嘛人数众多，其中青壮年喇嘛又居于多数；二是喇嘛的成分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三是教规不严，风纪紊乱；四是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笃信不疑，对喇嘛崇爱有加，及本身性观念的淡漠；五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匮乏，使不少寺庙及喇嘛经常靠化缘为生，加之大量的佛事活动，造成喇嘛与俗民间的接触过多。另外，蒙古地区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紊乱的性生活又成为性病传播的媒介，使梅毒、淋病等性病在蒙古草原蔓延。
关于此种情况，中外学者亦多有调查与记述。“喇嘛教的繁盛，使入寺当喇嘛成为当地牧民家庭的普遍选择，其结果导致大量的男孩成为僧人，致使畜牧业生产劳动力缺乏，婚配年龄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人口下降。性关系混乱和性病流行。蒙古族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20]“喇嘛戒律甚严，然惟高级喇嘛实行，下级喇嘛，在庙则言行惟谨，出庙则恣情妄为，虽不娶妻，究多妾媵。”[21]
性病，俗称花柳病，是性传播疾病的总称。传统意义上的性病主要指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肿和腹股沟肉芽肿等。性病不仅传染性强，而且危害很大。如淋病严重者会导致关节炎、腹膜炎及淋菌性败血症等。由于淋球菌会侵害子宫、卵巢、输卵管，可导致妇女不孕。男性也由于淋球菌对睾丸、附丸、输精管的侵害而引起不育。根据解放初期对牧区23347户的调查，由于性病的原因，有1352户没有子女，比例高达17.3％。当时草原上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海里的明珠容易找，草原上的娃娃难见到。”[22]其危害之深，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改变了藏古人的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促使几百年来的战事逐渐减少，既避免了战争所带来的大量人员的直接伤亡，又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为蒙古族的生存与人口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众所周知，从古代开始，为了争夺领地和牧场，蒙古族的各个氏族、部落间便经常争斗不已。13世纪初成吉思汗虽然统一了蒙古各部，但此后内外战争仍未间断，大量的蒙古子弟战死沙场。元朝灭亡以后，北元势力返回北方草原，蒙古民族很快又陷入分裂状态。至明末清初，数百年间也是几度聚散离合，纷争不已，经济凋零，百姓贫病交加，苦不堪言。而宣扬忍耐顺从、仁懦恶杀、奉佛行善的藏传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渴求和平与安宁的蒙古民众所接纳。
藏传佛教宣扬“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神秘说教。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来世可能投生人或转生为其他动物。声称忍耐顾从、奉佛行善的人死后可以有一个幸福的转生，甚至可以超脱为神，升入“天堂”，达到“涅槃”的境界。而进行反抗、“作恶”的人，死后就会轮回到“恶道”，转生为动物，或不许他生活在人世间，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具体到蒙古社会，藏传佛教宣称：可汗、济农、台吉及其他贵族们享有的特权和地位，是他们前世修来的善果。蒙古可汗、大领主们都是诸佛、菩萨转世和元世祖忽必烈等皇帝的化身，他们生来就有统治全蒙古的权力。而阿勒巴图群众的处境，则是他们前世作孽的报应，应当归咎于自己。只有消除各种欲望，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忍受一切苦难，才能偿清前世的孽债，得到解脱，才能获得幸福的转生，甚至进入“极乐世界”。蒙古封建主们也就借助于藏传佛教的这些说教来麻痹、愚弄人民，削弱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种教义的毒害下，蒙古人沉溺于虚幻的说教，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诵经拜佛上，“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放弃了改变生活，摆脱压迫的斗争。使蒙古民族勤劳、智慧、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丧失殆尽。“俺答自此仁懦恶杀，而势亦渐衰”。“蒙古民族，在元朝的时候，是极盛之时代，版图之大跨欧亚，将士之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元朝以后，江河日下，一年衰颓一年。直到清朝，因满清之愚民政策，有志者投身喇嘛，每日诵经祷佛……以致现在人口减少，柔弱到极点”[23]。
不过，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宗教的功能也是双重的。它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从藏传佛教来看，如上所述，它使蒙古人相信宿命，消极对待甚至逃避现实，减少了改变现实的愿望与勇气。但同时它也使长期处于战乱、困苦中的蒙古人心理上得到了调适，积压在心头的愤懑与怨气得到了解消，受伤的心灵得到舒缓和慰藉。藏传佛教的理论学说、教义教规得到大家的认同与遵守，成为蒙古社会上上下下共同的行为规范，也使长期噪动不安的蒙古社会渐趋稳定。人们的情感有了依托，受到了约束，“仁懦恶杀”，以求来世，人为的纷争与战乱自然会大大减少。没有战争，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便可安居乐来，娶妻生子，为人口的正常繁衍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于藏传佛教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虽无法提出具体的、量化的证据，但“蒙古地区，有清一代确实维持了和平”[24]，这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
总之，从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至清末民国时期的600多年间，藏传佛教逐渐深入蒙古社会，对蒙古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文化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正反两方面的，但由于清末民国时期蒙古草原寺庙林立，喇嘛成群，其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这种灾难性在世界民族与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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