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冲林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读钟鸣《旁观者》

　　诗人钟鸣以一部三卷本的煌煌巨著《旁观者》挑战着我们的阅读神经。在150多万字的篇幅里，作者以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旁观者”眼中的世界。这是一个自足狂欢的世界，也是一个虚构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人成为语言的帝王，诗人仿佛上帝一般，通晓人世间的所有奥秘。正如英国大诗人雪莱说的那样：“诗人是世界的未经正式承认的立法者。”钟鸣可以说是极其另类的写作者，早期的随笔有着自己的叙述语言，典雅，跳宕，不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其中最突出的，也最为人所看重的是“引书以助文”。如《喇叭》、《检举箱》、《叩头虫》、《瓦》、《笏，熨斗》等篇什，多有讽刺时世之意，而其行文却又天马行空，极尽语言之狂欢。其特立独行的文字与神奇的想象力在当代文坛罕有比肩者，确实有自成风骨之潜能。

　　钟鸣的风格是任何人也无法模仿的，自足于自己的话语世界里。他的语言狡黠，玄奥，飘忽不定，而且歧义丛生。在这样一个猛恶的语言丛林中，他自己则像是自己笔下的那个虚无的、却又是无所不在的“鼠王”。这个“鼠王”总是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号召力，将所有的被囚禁在对象本文中的“话语之鼠”解放出来。那些支离破碎的引文片断纠集在一起，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赢得了全新的意义。但这些意义也不仅限于话语领域。这些乌合的“话语之鼠”，用语言的“尖嘴穿地而行，让人感到原来的立场空虚”。（批评家张闳语）钟鸣的视野辽阔，关心的事物繁杂而丰富，这一切都汇聚在他极富个人性的文字之中，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美。他以一种旁观者的清醒的立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精神生活作出了精细的描述，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真正的批评不仅是对种种话语空间之禁锢的破坏，同时也是对种种精神禁锢的挑战。因此，真正的批评写作在文体上的自由风格，既解放了对象本文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主体的精神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看，钟鸣的批评写作也具有强大的文化批判和人类精神批判之功能。有时，它甚至还显示出强大的现实批判力。而在涉及现实批判方面，钟鸣有时则显得格外的愤激和富于攻击欲。可以说钟鸣是提倡在个人文本及语境基础上进行描述性批评，反对集体化、概念化的学院式批评。准确的判断力和犀利而独特的言辞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这一类批判文字显得格外有力，给人一种惊艳一击的感觉，留下深深的余味。正所谓“绕梁三日，经久不绝。”

　　在《旁观者》一书中，钟鸣虽以“旁观者“自识，自视为“第三种人”和“零余者”，但我们在其书中仍然可以时时感受到作者的激情与理想、愤怒与狂放。当这位“旁观者“引领我们瞥过无数个历史文化的角落时，我们无法不为我们曾经对此熟视无睹而感到深深的震惊。面对种种的真相揭秘，我们知道历史并不象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可靠。于是钟鸣以“个人化”的写作让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中的人与事，重新确立对文学本身的看法与观念。在此，真伪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挑战权威的视角与勇气。有时候，“说，还是不说”就成为一种良知的分野，常识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有时格外重要。这里的常识指的是清除覆盖在词语层面上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尘垢，使人有能力回到事物和生命本身的最基本状态。

　　有学者称：“旁观者的思想是灵魂的一次自我流放，是自觉地重入往事的烟云迷阵，是对历史文化险峰的一次勘察与探险。通过‘旁观者’自身的经历与见证，以大量的篇幅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民间诗歌的发展，以这种批评及其方式挑战现代权威对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作者耗时五年，潜心思考，以一种充满诗意的语言，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外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述。将中国文学之宿弊和垃圾大胆地摊放在阳光下。以翔实的文献材料为依据，以负责的学术精神为态度，以卢梭式的坦白与直率，臧否巴金、郭沫若、卞之琳、艾青、钱钟书等现代文学权威”，也许它的写作有一些偏激，但惟其偏激才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才让人无法保持超然的阅读态度，才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若非旁观者，便很难注意人在须臾间热情的职责。”

　　我们已经厌倦那种不关痛痒、死气沉沉的文字，从林贤治、摩罗、余杰等人的随笔大受欢迎便可知道其中所包含的种种信息。我们渴望读到才气纵横、富有良知的文字，钟鸣的《旁观者》让我们体验了一份阅读的快感与语言的狂欢。《旁观者》的写作方式打破了常规的模式，它集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文献、摄影、手稿、图片、新闻等多种因素，综合了历史、哲学、批评、个人和时代的经验与怪癖，混合着一个至情至性的个人成长史，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似水年华的全面追忆。在这样的作品面前，只有用“心“去体验去阅读，才能深味其中，真正把握作者的所思所想。从《旁观者》的写作方式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俄国人纳博科夫的超文本小说《微暗的火》的痕迹。

　　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作品，《旁观者》也毫不例外。学者林贤治就说过：“钟鸣的《旁观者》，百十万言，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原先的特色，挤满各种文化信息。但实际上，这是一部意在炫耀的作品。作者以名人自居，不但炫耀知识，而且炫耀身份，把关于自己的琐屑无意义的行迹混杂在名人轶事中间。《和吴宓相遇》一文的结句是：‘文学终该有痛痒才行。’说得甚好，惜乎并不相关。当说到自己的作品是什么‘玩艺’的时候，钟鸣有告白说是保证‘尽量说得有趣，多讲一些轶事’；他说，‘扯得越远，风景越好。’其实也未必尽然，远了便有迷途而不知返，以致亡失’家’“的可能。”不过有所缺陷也好，面面俱到反而令人心生阅读的厌恶症。

　　另一位书评大家止庵则认为：“钟鸣是才华横溢的人，他的《旁观者》是思绪奔涌的书。我如此说法，不仅为斯人斯书赞叹，也还约略有些惋惜。《旁观者》洋洋百余万字，我读的时候常常想到，毕竟还是诗人本色，不肯随处稍作停留；有那么好的意思都被续之而来的新的意思赶着走了，似乎没有机会多加发挥。”这话当然不错，不过想以一人之力而颠覆整个文化大厦，“没有机会多加发挥”似乎也是不得不然之举。毕竟说到底钟鸣“是一个文本主义者，一个喜欢倚仗其智力作为精神自由的资本的人，一个在时间、空间、真实和虚幻之间而忘返的游戏者。”德国批评家本雅明说过，他的最高理想就是用“引文”构成一本书，钟鸣差不多实现了本雅明的这一写作理想，以引文写成三卷本的《旁观者》。